窗外的雪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渐渐小了。

天边，浓黑的云层背后，透出了一丝极淡、极淡的灰白。

天，快亮了。

72小时的煎熬，即将被黎明的微光刺破。

而我在这个海拔4500米的哨所里，守着电台，烧着热水，铺好床铺，准备好药品，像一个真正的、经历过等待和煎熬的军属那样，等待我的丈夫，从风雪中归来。

等待他，带回一身寒气，也带回属于我们的、失而复得的黎明。

周凛是凌晨四点回来的。

没有车声，没有脚步声，是门被轻轻推开时，那细微的、几乎被风雪掩盖的吱呀声，让我从电台前的瞌睡中惊醒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他站在门口，像一尊从雪原深处走出的、沉默的冰雕。

作训服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糊满了泥浆、雪水和暗褐色的污渍。脸上有好几道新鲜的刮伤，血凝固了，又被体温融化，留下蜿蜒的痕迹。他背着一个昏迷的牧民——那是个藏族老人，裹在厚厚的皮袍里，看不清脸，只有花白的头发露出来。

而周凛的左臂，用一条撕破的作训服袖子草草捆扎着，暗红色的血渍浸透了布料，还在缓慢地、固执地往外渗。他的左手无力地垂着，手指冻得发紫。

“周凛……”我猛地站起来，腿撞在桌角上，生疼，但顾不上。

“叫军医。”他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，侧身把背上的老人小心地放在我铺好的地铺上，“快。”

我冲出房间，在寂静的走廊里大喊：“李军医！王大姐！来人啊！”

很快，整栋楼都醒了。脚步声纷乱，李军医提着药箱冲进来，后面跟着几个士兵和王大姐。周凛退到墙边，靠在墙上，看着李军医检查牧民的情况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呼吸很重，胸口起伏得厉害。

“冻伤，脱水，有摔伤，但生命体征稳定。”李军医快速判断，指挥士兵把老人抬上担架，“送医务室！保暖！静脉注射！”

老人被抬走了。房间里瞬间空了下来，只剩下我，周凛，和地上那摊融化的雪水、泥浆，以及……暗红色的血迹。